北宋仁宗年间配先查，有一位落榜的士子，因屡试不第，心灰意冷，竟然踏上了一条背离故国的道路。他的名字，在大多数史书中被刻意隐去，人们只知其号“张元”。那么，一个落第考生，如何变成了大宋的心腹大患？
张元，本名不详，陕西华阴人，自幼聪慧好学，尤擅辞章。他自称“负气倜傥，有纵横才略”，在当地小有名气。可惜，才名虽响，却始终未能入仕。他屡次参加科举考试，虽曾通过“省试”（相当于会试），却在最后的“殿试”中名落孙山。
这在当时的北宋前期，是一次沉重的打击。不同于后来的明清时期进士“只分高低、不分生死”的录取方式，宋代殿试实行末位淘汰制。省试过关，并不等于金榜题名。若殿试失败，一切从零开始。
张元的命运，便在此转折。一个心高气傲、屡败屡战终无所成的文士，终于心生怨愤，决定以另一种方式“成名”。
展开剩余80%张元并非孤身一人。他有一位同道好友，名叫胡某，两人合谋，开始策划一场“行为艺术”。他们刻意制造轰动效果——在石板上刻诗，大肆宣扬怀才不遇之愤，在街市之中痛哭流涕、捶胸顿足，引得众人侧目。
这类举动，在当时并不稀奇。古人重视名节，读书人若不得志，往往采取极端方式博取上官青睐。张元和胡某这番“表演”，果然吸引了当时一位边地大吏的注意（后人多认为是韩琦）。
然而，二人最终未能如愿以偿。那位官员接见他们后，并未看到“非常之才”配先查，仅将他们礼送出境。
失望之余，二人决定“转战他国”。他们选择的目的地，正是当时的强敌——西夏。
西夏建国在即，正值李元昊扩张国势、招贤纳士之时。二人化名张元与吴昊，径直进入西夏都城兴庆府，再次上演“故技”。
不同的是，这一次他们犯下了一个极为“大胆”的错误：在酒楼墙上题诗留名，“张元、吴昊来饮此楼”。此举触犯了西夏国主李元昊的名讳——“元昊”二字被视为大忌。
两人随即被西夏军士逮捕，作为“疑似间谍”带到李元昊面前质问。
张元并未慌乱，反而妙语反击：“姓尚未理会，乃理会名耶？”一句话暗讽李元昊“姓赵还是姓李”都未曾搞清，还计较百姓名字，可谓一语双关。
李元昊非凡之主，听罢反觉有趣。他得知二人是自宋来士子，更生起“用敌之才”的念头，于是破例启用二人。
自此，张元开始飞黄腾达。他很快被提拔为太师、尚书令、中书令三职兼任，地位仅次于李元昊本人。公元1038年，李元昊正式称帝，张元遂被封为西夏国相配先查，统筹国政、筹划军略，成为西夏政坛核心人物。
为了争取西夏朝中保守派信任，张元积极为李元昊出谋划策，尤其在军事与外交上力图对抗宋廷。他深知大宋军政体系之弱点，对故国展开了一连串精密打击。
在张元主导下，西夏自1040年起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对宋战争：
三川口之战（1040年）：李元昊率军突袭大宋边境，宋军全军覆没，伤亡惨重。 好水川之战（1041年）：这是张元一手策划的经典伏击战。他诱导宋军统帅任福轻敌深入，结果宋军前后夹击，全线溃败，任福战死。 定川寨之战（1042年）：再次以伏击战术击败宋军，造成万余人阵亡。其中，好水川之战尤为著名。张元设计佯攻怀远，吸引宋军主力追击，再于好水川伏兵突袭，一举击溃宋军。战后，张元题诗一首，讽刺韩琦、夏竦等宋将：
“夏竦何曾耸，韩琦未足奇； 满川龙虎辇，犹自说兵机。”署名赫然写着：“太师、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题”。这一行为，被宋人视为赤裸挑衅。
这场战争中，还有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汉人军官——韩福。他原名韩怀亮，出生于西夏境内的汉族家庭，因不愿臣服李元昊，毅然投奔大宋，改名韩福。
他在好水川之战中随任福一同阵亡，被后世赞为“慕义洁身”。与张元等人形成鲜明对比。
《春秋》大义“去夏就夷”为不忠不义，后人曾这样评论张元：“张、吴以中国士人甘投夏国，律以《春秋》去夏就夷之义，罪岂能辞？”而韩福之节，反显其可贵。
张元晚年忧思成疾。在李元昊称帝后，他屡次劝其改“劫掠为占领”，主张绕过西北防线，从西线深入关中，一举夺取长安，以图国力根本之变。
然而李元昊更倾向“掠夺式战争”，既省事又见效快。加之西夏经济困窘、军力紧张，无法支撑大规模长期战役，张元的战略终未被采纳。
1044年，宋夏“庆历和议”达成，边境战火暂息。同年，辽国大举入侵西夏，破坏了辽夏盟约。内外交困之际，张元郁郁而终。其同伴吴昊，最终下落不明。
张元虽通文艺，但因其叛国行为，其诗作在宋以后历代文集中均遭屏蔽。现仅存数首，其中最著名的《咏雪》：
“五丁仗剑决云霓，直上天河下帝畿； 战罢玉龙三百万，败鳞残甲满天飞。”诗中气势恢宏，却难掩其身份之尴尬。
这场因一位落榜士子引发的战争，让宋廷深感教训。仁宗最终决定改革科举制度：取消殿试末位淘汰制，将未被正式录取者列为“同进士出身”，以防人才流失，酿成更大祸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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